常有人说：虽然经济分析非常有道理，逻辑自洽，但经济法分析的对象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善，并且保险是一个金融管制行业，不能用市场经济理论来解释。

但经济学家雷德福在《战俘里的经济组织》一文给我们讲述了即便是在战俘营里，经济规律是如何起作用的案例，自然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用市场规律来观察产险行业。

一、车险投保难的形成原因：

特别是目前风口浪尖上的高风险车型的拒保问题。我们分析因为缺乏市场思维和市场机制过度缺位，造成行业中长短期各类矛盾在这个阶段爆发，主要有：

一是刚需产品与价格管制之间的矛盾

几年前在北京，大家普遍打不到车。有人说是车不够，实际上北京的出租车有六万多辆，打不到出租车，不是车不够，而是出租车的价格不到位。

与此同时，据说北京的总统套房不超过一百间，但是没有人抱怨北京的总统套房订不到。我们说豪华跑车、蒂芙尼的钻石很稀缺，但他们从来不短缺，偶有缺货，也只是暂时的，不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只要把钱放下，就可以带它回家。

所以，只要根据价格进行分配，就不会出现短缺，更何况，我们一直说国内的车险公司过多呢。

车险刚需性非常强，尽管是商业机构，仍然是具有公共事业属性的机构。改革开放多年来，社会提供了琳琅满目的产品，但是在商业经济如此繁荣的今天，这么多的车子要“裸奔”，应该引起行业的思考。

进行供给侧改革，短期内可以考虑自主系数的调整，有业内人士称目前自主系数1.35的天花板是不是可以打开来，高风险就用高保费承保。

2023年7月1日前，全国各地响应要求，提高了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区域，将1.35扩展到1.5，但是市场反映来看效果并不明显，主要是为了提高本公司的自主系数均值考虑，掩护用低自主系数抢占目标市场。

但我们仍然认为这应该是一个选项，未来持续改革下去，会出现多家公司来竞争高风险车型业务，然后会有公司通过理赔手段、技术手段和承保手段降低赔付率，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二是市场主体不成熟，稳定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打开自主系数上限，这些假设都是建立在市场主体是理性的、公司管理是完善的、保险经营是长期主义等等完美的前提下的，如果不是，那依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是无序竞争，导致金融风险剧增，要么是民众为臃肿的官僚机构买单，保险成本变大且服务体验变差。

当然，前提不会是与生俱来的，市场规则也不会在这个领域失灵，本轮开启的车险综合改革将发挥优胜劣汰规则，在目前体制内把这些前提变成可能。

可是市场是动态变化的，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十多年前关于是否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快递业的争论和交锋。未来在保险行业，更加开放的格局，更加多元的主体，会促进市场化的过程，所以即便是在金融领域，也需要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三是保险公司管理体制与行业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

市场化的表现不只是在公司环境，更是在公司内部。举例来说，同样是南方市场十吨以上的大货车，有些公司通过业务筛选和理赔管理，综改后赔付率可以做到50%以下，低于家用车赔付率，而有些公司则谈虎色变。

目前看来，拒保面有所扩大，并不是说这些业务都不能做，或者说不是没有公司和人才能做出效益，而是目前的特殊阶段，传统的考核方式，上下间的管理并不是以市场为标准的，涉及到人事上的种种不为外人道的微妙，很多人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四是车险定价粗放和风险管理精细要求之间的矛盾

违规拒保交强险，有部分原因是交强险费率不科学。业内很多人呼吁交强险要进行率改革，比如区域和车型之间拉开差异，风险对等，但一直没有实施。他们可以理解的是权限和程序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目前变得非常迫切了。

商业险费率方面，市场人士关注自主系数，但是实际上，高风险被拒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保费偏低。以某区域数据为例，赔付率最高的一档车型（包括营业与非营业），以1.2的自主系数承保，预估赔付率达110%左右，而目前市场拒保的高风险车，赔付率更高，当前的费率已无法覆盖风险。

这次改革的一个遗憾是商业险基础费率倒挂问题比较突出，高风险车基础费率低，低风险车基础费率高。

当前国内产险经营车险主要依托数据科技公司的大数据和技术做客户筛选和风险控制，包括光博在内的四大公司。产险行业应拥抱大数据时代，提高精算水平。

五是市场秩序管理和行业生态之间的矛盾

我们可以退一步讲，现在的市场容量是真的容不下所谓的垃圾业务了吗？实际上在很多区域我们发现综合改革后，行业综合成本并没有剧增，只是结构发生变化，中小公司上升幅度较大，大公司略有上升，如果考虑到捆绑的驾意险的因素，大公司车险实际成本并没有显著上升。也就是行业在承受改革之痛的时候，有些公司正在享受改革的红利。

再者，目前的存量成本是不是还有优化的空间呢？

以行业决策者的能力，在设计改革方案时肯定充分考虑了行业的整体承压能力，因此目前造成的拒保现状可能是执行上的偏差。

主要是各地行业在改革初期，过度关注所谓的市场秩序这一久治未愈的痼疾，使用了一些非常规的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比如限速等等。这些方法对于稳定市场有很大的作用，但无疑也破坏了行业生态，导致头部公司过于关注品质经营，在优质市场业务抢占市场，放弃传统劣质业务，而中小公司又没有经验和能力运营这些业务，从而使得市场的容量变小。

这与行业责任或社会责任无关，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公司亦是如此，毕竟在限量的情况下，谁不愿自己的优质业务占比更高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我们规范市场秩序的种种做法，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现在当我们的行政计划碰到障碍的时候，市场是不是也在一隅黯然神伤呢。

二、车险投保难问题的的解决建议

短期内，在偿付能力监管的基础上，鼓励差异性竞争；控制费用的无序竞争，特别是管控好头部公司的市场行为。这样整体上综合成本率下降，行业承保空间自然就变大了。

中期内，进行交强险和商业车险的改革，交强险实现车型和区域的差异化，商业险低风险车型控制定价均值上限，打开下限，商业险高风险车型控制定价均值下限，打开上限。

长期来看，一是推动产品创新，尽早实现UBI产品的区域试点，引进数据科技公司，放开定价以推动车险发展，另外则需要打开格局，开放市场准入，在守住底线的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参与者和市场观察者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角度，但应该都对行业决策者解决这一问题有足够的信心。

现实中常常陷入这样的困境：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要改掉这个习惯，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车险改革也是这样。

如何在勇气和耐心之间，在大胆和沉着之间进行合理的拿捏，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