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一半取决于医学

一半则是经济学

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在生产用以交换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工作量，应该是相等的，但是要考虑到这一工作的人们的阶级差异，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和一个医生同样劳动时间的投入，但带来的收益和回报是不同的。

这里并非是有意冒犯大众劳动人群，而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里对价格与价值亦是如此释义：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凝结在商品中，就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而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当今的社会，培养一名医生无论是时间成本，资金成本，又或者是个人的努力，其投入都会远远大于普通职业。故而原则上来说，医生职业工作所创造的价值，也很大可能高于其他一般职业。这种不对等的收入和地位，仍然会长期存在于这个世上。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后，也让更多人群开始关注到药企投入的研发成本。从发现靶点到获批上市，格列卫的诞生整整耗费了50年。1997年到2011年期间，诺华总共投入八百多亿资金研发，最终能保证研发成功的只有21种，平均投入40亿美元，而其中能够拥有较好市场的更是只有格列卫等几款。大量的研发投入无法回收，最后只能寄托数款药物获得收益。而如果没有价格上的回报，药企研发的积极性会大打折扣。

医药产业是以高效益为支撑的高投入、高科技、高风险的国际化生命产业。我国的医药产业在国际上是滞后的，药物研发难度大，资本和人才始终短缺，又有国外药企参与竞争，国内药企的发展举步维艰，盈利能力也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反观国外的基因泰克、吉利德、赛诺菲、辉瑞、百健艾迪、诺华等药物巨头聚集，已经形成了上下游产业链成熟的生物医药生态。这也是为什么昂贵的进口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患者一线治疗的选择。

“不可能三角”与健康险

医疗成本居高不下的直接影响就是患者经济负担沉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也进一步造成医患关系的恶化，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出现，我国大力推行全民医保，致力于解决国民的医疗需求。

2007年以来，我国基本实现了全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20年初发布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欧元之父经济学家蒙代尔曾提出“蒙代尔不可能三角”，说的是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其中的三个目标最多只能保证其中两个，而不能三个都兼顾到。根据这个理论，网络上也广为流传“医疗不可能三角”：便宜、高效和服务好，这是一个不可能三角。

我们希望的，最佳的医学方案是在经济上患者少负担、疗效好、服务便捷。美国选了高效和服务好，结果是昂贵无比，普通家庭医保费用接近房租费用，叫个救护车就能破产；加拿大和欧洲大多数国家选了便宜和服务好，结果就是慢慢等，慢慢排队。

在此背景下，探索社保为主，商业保险结合，运用多种大病保险制度模式势在必行。基本医疗保险“保基本”，覆盖95%以上人群，但其保障范围有限，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健康保障需求。由于我国仍处在发展中状态，卫生投入相比发达国家尚有差距。那么，对于能够覆盖靶向药在内进口药的商业健康险，一方面可以显著补充社保局限性的地方，另一方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企业通过创新与赋能，更有利于优化医疗资源。从2005年国内第一家专业健康险公司获批开始，健康险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互联网保险平台等进一步完成了市场教育工作，越来越多健康险需求被激发。

从消费市场来说，伴随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保险配置意愿也会随之增强。同时，我国目前所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以13亿人口的基数和预期寿命来看，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保持3%的增长，其中突出的矛盾就是健康和医疗的保障需求，保障型保险产品和健康险产品将逐渐成为刚性需求。借鉴国外经验来看，我国在2019年的医院收入当中，健康险占比3%左右，而美国这个数据是36.5%，对比来看，健康险在中国还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友好的惠民保险

同样，当前形势下的商业健康保险也面临诸多挑战和不足，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探索来完善。

首当其冲的是商业保险的价格容易将老年人群拒之门外，过往的商业保险和医保一个显著不同点是，医保缴费基数与参保人的年龄、既往病史无关，而商业健康保险费率制定的基本原理是保费收入恰好等于赔款支出，等价和公平是健康保险费率制定的两大基本原则。在费率制定的时候，主要参考的是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因此，对于年纪越大、风险越高、越需要保障的老年人群较为不友好。

近年来，不少新型惠民保险采用不区分年龄统一缴费的模式，作为医保的补充，可更多兼顾效率和公平。但是如果缺乏了强制性的政策背景，逆选择的风险很容易使惠民保险产品陷入“赔付成本升高—涨费—健康体脱落—再涨费”的循环，从而可能影响业务的可持续性。此外，对于当年承保并患严重疾病的被保险人，下一年的保障如何接续也需要重点考虑。

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医保政策并不相同，惠民保如何更好的体现出与医保互补的作用也仍需进一步改进。比如对于医保政策相对较好、报销比例和报销上限都较高的地区，群众医保目录内的就医负担相对较轻，可重点补充医保外的保障；对于门诊报销政策相对较弱的地区，可重点补充医保内门诊保障。对于保险公司精算工作而言，在合同条款上明确责任范围，增加被保险人的费用意识。同时间，通过科技赋能，为被保险人提供第二诊疗方案，来避免医疗资源浪费，也是能够有效降低保险费率的可行性方式。

其次，在保险市场当中，买卖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上的不对称。医疗保险客户往往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己的健康风险。如果健康状况较差的客户向保险公司如实报告，保险公司会向他们索要更高的保险费，而令健康状况较差的客户有强烈动机伪装成健康客户。那么，在保险公司理赔过程中，仔细辨别被保人是否存在隐瞒既往病史，不如实告知，同时又要避免矫枉过正，为了节约经营成本，过于拒赔、惜赔，就成为当前保险市场的一大难点。

所幸随着大数据的发展，智能化风控技术已经在多家健康险公司得到应用。过去被动的核保方式，以及出险后高昂的勘赔成本很有可能得到缓解，推动健康保险进入因人而异的个性化时代。与此同时，随着保险公司主体的增多和对保险产品的宣传与普及，我国居民的保险消费意识逐步上升。这不仅能够很大程度的降低保险公司过往的经营成本，也能让更多消费者在身体健康还未出现异常的时候及早配置保险，缓解逆选择的压力。

此外，商业健康保险由于发生的不确定性，以及消费者购买的是非实体的无形商品，由于感受不到健康保险对其可能带来利益，容易出现主动放弃续保。保险公司在探索服务的过程中，可以引入健康管理模式，将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前置。通过单纯的风险控制延伸到客户事前预防，一方面可以让客户提前改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疾病风险发生的概率，以及带来的损失。国外健康管理模式业已证明，健康管理机制对健康风险控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将被保险人的患病风险降至最低。对于消费者来说，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提高个人健康水平；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客户理赔风险的降低能够带来医疗开支的减少，也是对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很好的正向反馈。

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慢性病人数也与之剧增，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医疗卫生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得益于多个基础学科的共同发展，包括癌症在内的许多重大疾病治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癌症的治疗不再局限于过往的手术、放化疗，而是不断有更多的靶向药、免疫治疗、质子重离子技术等突破，实现越来越多的患病人群高质量的带癌生存。而因为害怕花钱而拒绝治疗，保守治疗，甚至胡乱治疗，是国内很多疾病治愈率不理想的一个很大原因。

健康保险的引入能够很好的协助客户积极治疗，及时防控慢病，改善健康水平。同时，保险业具有较强的社会管理与资金管理能力，结合医疗保健服务领域，将更有能力整合并协调好各种类型的健康诊疗服务。诸如打造精准医疗的服务模式，专业化医学团队分诊、陪诊和诊后随访；为客户提供权威医学指南和健康信息，提供家庭健康管理设备等，能够很大程度的令消费者受益，也提升了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健康并不只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通过医学结合经济学制度，才能够更好的为全人类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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