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谧许久的财险业，迎来重磅级利好。

12月6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强监管防风险促改革推动财险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下称《方案》），擎画财险业未来五年发展蓝图：财险业保持平稳增长，风险防范能力、保障广度深度、综合实力逐步增强，初步形成结构合理、治理良好、竞争有序的财险市场体系。

纵观《方案》全文，亮点颇多，但两个核心点尤为值得关注。一是联动企业、社会、属地政府等多方力量，形成推动财险业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二是夯实风险化解机制，厘清各方责任，给出具体方向。关于行业高质量发展，业内期盼已久的基于专业化经营的差异化监管值得关注，而对于风险化解，亦将前期呼吁多次的行刑衔接纳入其中，为风险化解构建起更为丰富法律适用空间。

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关联度更高的财险业，其之于社会发展更具“稳定器”和“助推器”的价值，在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方案》直面问题，清晰地回答了财险业做什么、怎么做以及为什么做等系列问题。

01 牵住公司治理的牛鼻子，以差异化监管力促行业转型发展

业内常说，公司治理是保险业永恒的主题。

其实，不仅保险业，在商业世界里，只要有商事主体，公司治理就是永恒的核心，这是任何一家公司得以持续稳健发展的前提。

良好的公司治理，首先要杜绝“坏人”，其次则需构建起让公司可时时实现“自清”的监管机制。

（一）强化市场准入退出监管。强化股权穿透式监管，运用大数据加强股东资质、资金来源和行为等方面的实质审查，加大违规股东通报和清退力度。

公司治理是根本。股权、股东、资金来源、违规股东清退等问题早已成为行业内风险机构的标配。现实中，除风险机构外，很多中小险企的问题亦在于混乱的股权结构以及严重失衡的公司治理结构，这都导致公司的发展处于多种不确定性中。

对于中小财险公司而言，公司治理的难题在于优质股东进不来，违规或者无意长期致力于保险业的股东出不去，形成股权僵持局面，进而形成内乱，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比如增资难导致偿付能力不足，进而影响业务发展。

在此之前，问题中小财险公司在努力平衡公司治理过程中，尝试引进优质股东，但在实际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却困难重重，比如，股权转让协议已签署且已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却因长久以来的公司治理问题而无法获得系列批复，导致其最终也无法完成实质股转。

《方案》中明确将加大违规股东通报和清退力度，这对于存在前述问题的中小险企而言，或将迎来转机，毕竟公司自救过程中对相关股东的清退和监管层面的清退，其分量差异不言而喻。

（二）推进分级分类监管。探索区分业务范围实施分类监管，在公司治理、机构设立、业务经营等相关方面研究出台差异化监管举措。

财险业是最容易也最应该出现小而美公司的行业。因财险本身存在差异化发展的现实基础，车险之外，非车领域可以衍生出多种类的责任险，现实中农险的专业化经营亦已实践多年，但在前期功能监管理念下呈现出的政策统一性，使得专业公司的优势逐渐丧失。比如，2004年，中国首批农险公司安信和安华先后设立，此后其在一南一北两地展开的系列农险创新探索得到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但在过去十年间，车险竞争加剧的大潮席卷至非车业务，从最初的意健险到后期的农险，几乎全部财险公司都在奋力杀进。一团混战中，原本依靠专业化经营取胜的险种，亦异化为需要最原始、最低端的竞争手段获取保费的粗放式发展险种，农险公司的专业价值已难以凸显，而作为率先尝试专业化经营的安信农险已于2014年并入太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如《方案》所述，差异化的监管举措，对于专业化的经营至关重要，在这一导向下，可以期待未来更多专业保险机构为行业带来更多惊喜。

（三）从严整治违法违规行为。完善财险重点领域业务经营规则，强化承保理赔监管，重点整治虚假承保、虚假理赔、虚假退保、虚列费用、虚挂保费以及侵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等突出问题。坚持严查重处和机构人员双罚，推进行刑衔接。强化公司对违法违规问题严肃内部追责问责。

这是财险领域的老大难问题。车险领域历经多年整治，虚假理赔等保险欺诈情形稍有好转，但其他非车领域，虚假承保、虚假理赔、虚列费用的情形仍较为普遍，典型的如企财险，缴纳保费如未出险，则保险公司需以防灾减损等名目列支费用返还相关保费以获取第二年的续期费用。

对于财险这种需长周期沉淀资金，一旦出现灾害便可实现补偿的险种而言，当前的经营模式明显不可持续。

在此之前，『保契』曾多次呼吁推进行政处罚和犯罪入刑的衔接，唯如此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进而促进行业的持续稳健发展。

02 风险化解首先让企业活下去，厘清属地政府和金融监管职责

风险，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化解风险亦需在发展中解决，而发展的前提首先是可以活下去，其次是厘清责任，分类治之。

（五）增强资本补充能力。支持财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增强抗风险能力。

资本，是险企活下去的基础。

在偿付能力监管时代，保险公司实现更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亦需有稳定的资本补充渠道。通常而言，资本补充的方式基本是固定的，即股东投入、盈利积累、发行债务性资本工具和保单责任证券化产品。

近年来中小险企的股东增资进展大多不太顺利，既有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亦有中小财险公司治理结构难题未解的问题。

与发达市场依靠盈利积累不同的是，我国财险市场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于中小险企而言，车险综合成本率往往难以低于100%，更多是获取现金流的工具；而综合成本率更可控的非车业务，往往又需次年“返还保费”，扣除经营成本，公司可留存的利润有限，因此近年来，几乎未见以盈利积累实现资本补充的中小财险公司。

发行资本补充工具目前已成为较为主流的增本补充形式，成功者更多是寿险公司，今年财险公司发债成功的并不多，仅有太平财等个别机构。究其原因，不管是公司债还是其他金融工具，其底层资产都是中小财险公司本身，但中小财险公司自身条件本身就不够优质。

但相较其他行业企业而言，财险公司又具有独特的优势，作为强监管行业，其自身的稳定性显然更高，如监管后续可推动出台具体支持政策，则有望改善中小险企资本补充难的问题。

（六）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推动建立风险监测档案清单，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

（七）完善风险防范化解处置机制。健全具有硬约束的财险风险早期纠正机制，明确对风险机构早期纠正的触发情形和具体措施，有序处置存量风险，坚决遏制增量风险。建立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压实财险机构风险处置主体责任，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风险处置属地责任，强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监管责任。规范履职行为，强化履职监督，对在强监管、防风险等工作中失职失责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全面实施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以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五大监管的核心和前提是前瞻预判风险，需见微知著，提升风险检测预警能力。

在此之前，不管是高管涉刑还是公司治理闹剧，往往是小道消息传播扩散后再见监管举措。换言之，尽管各类数据逐月监测，但数据可以反映趋势，但亦因其可人为粉饰的特性，致使其又最具欺骗性。

也正是基于此，近两年来，机构监管的力度持续加强，深化至被监管机构不同维度的调研和多方摸底工作愈发扎实，各机构的风险画像亦愈发清晰。

提前的风险预判和风险揭示压力更多在于机构监管主责人员，但需要正视的却是另一个问题，风险化解需要各方合力，单独的金融监管独木难支。

众所周知，中小险企股东大多有地方国资或国央企背景，对于中小财险公司的问题，比金融监管知道得更早，了解得也更透彻，但鉴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牵绊，这类股东在处理中小财险公司问题时，多持有以时间换空间甚至只顾一己之私利的考量。在此背景下，压力全部传导至机构监管责任人员或处室部门，显然有失公允。

方案对此给出了明确的方向——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风险处置属地责任，强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监管责任，即，风险的预判、预警和监管责任在机构机关，而风险处置的责任更多应有属地政府统筹协调。此举有望化解当前众多中小险企多年痼疾。

更值得期待的是，《方案》明确“依规依纪”，则表明了势将责任落实到位的决绝。

（八）丰富风险化解处置方式。鼓励财险公司兼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机构“迁册化险”，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出清风险。加强行政司法衔接，更好发挥司法程序定分止争、加快风险出清作用。

如前一个问题，中小财险公司多年难题无解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或者国央企基于自身利益的博弈，尤其是“集齐七龙珠”的牌照执念。对于市场化化险，不管是监管维度，还是中小险企的经营层维度，在此之前多已进行过多年探索，但在现有体制机制下，市场化之路注定艰难。近年来在易安、安心等机构的处置过程中，对于该路径已积累了一定经验，有了推而广之的先验基础。

但不管是兼并重组还是“迁册化险”，最担心仍是“换汤不换药”以及“肥水外流”的问题，从此前市场的反馈看，化险结构的“路径依赖”和“中饱私囊”行为时有出现。

显然对此《方案》亦有成熟考虑，对于保险公司这种十足的“现金奶牛”，即便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已拓展了处罚范围、提升了处罚金额上限，但相较于保险资金体量，行政处罚的威慑力明显不足，因此，方案强调了行政和司法的衔接，即通过司法保障市场化出清的顺利推进。

但需要关注的是，从司法实践看，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司法亦带有天然的属地利益属性。

对此，有业内人士直言，在不同的风险出清方式中，均可考虑加强党的统领作用，并重点强化纪委的监督执纪功能，纪委适时介入，可能是更高效的化险举措。

03 明确改革改什么，定位前置凸显党的领导地位

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前提是改革，但任何时候，改革都不应是为了改而改，更不是跟风式地改，首先要明确为什么改，其次明确怎么改。

（九）把好机构发展定位。深化党建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

（十）加快业务转型升级。加强财险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营销宣传和信息披露，提升理赔服务质效，完善消费投诉处理机制。

（十一）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督促财险公司完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防范资产负债错配风险。

（十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是财险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关于中小险企的发展路径，业内是有共识的，小而美的专业化发展一定是未来的趋势，亦是关乎险企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决定因素。

而业务的转型升级、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融入世界舞台与全球同业高质量竞争等具体业务层面业内此前亦有共识，只是在粗放式发展导致的自杀式内卷的生存环境下，中小险企被迫只能疲于应对当下，对于未来如何擎画，不管是股东决策者还是中小财险公司管理层，更多寄望于下一任来解决。

也正是基于此，“深化党建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便成为解决此前所有问题的关键。

从前期实践看，各类财险公司的党委缺失问题基本都已解决，但如何将“党的领导居于首位”这一问题落到实处，却成为接下来最关键的考验。

04 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目标是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未来亦在于实体经济

（十三）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完善配套支持措施。优化首台（套）首批次保险补偿政策机制。

（十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开发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产品，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着力构建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十五）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主动对接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等重大战略的风险保障需求，提供一揽子风险管理服务。加快发展航运保险，提高航运保险承保能力和服务水平。

（十六）支持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

这既是保险业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亦是保险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以首台（套）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保险业护航国家发展最直接的体现，而涉农险种以及航运等涉及国家战略安全领域的险种近年来的价值亦愈发凸显。

需要关注的是，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应局限于头部险企，从全球成熟市场看，如果能解决前述公司发展定位的问题，系列小而美的财险公司在实体经济各自领域应有相较大而全的头部公司更优质的表现。对此，我国专业财险公司已有相关实践，在发展初期亦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成绩，但随着市场发展，在“保费内卷”的粗放式竞争中，专业财险公司的优势正逐渐被消磨掉。

但如与方案（九）中“强化政策性财险公司职能定位”结合来看，未来专业财险公司或将迎来新一波的政策利好。

当然，另一个市场维度可关注的则是不可限量的市场潜力。比如，瑞再发布的《2022年全球网络安全保险市场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网络安全保险市场规模为92.9亿美元， 2022年约为119亿美元，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292亿美元，年复合年增长率达19.47%，体现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而我国的网络安全保险市场基本刚刚起步，其市场空间显然更为可观。

05 财险业发展环境需政策加持，政策亦会加持

（十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十八）强化金融文化建设。

（十九）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二十）提升全社会财险保障意识。

发展环境的改善需要各方合力。

相较于寿险，社会公众对于财险意识更为不足，除车险外，本应更为普及的家财险、责任险等几乎鲜为人知。这一方面是因为财险基本未建立起直销团队，不像寿险业已有亿万曾经的从业者，其完成了寿险理念的第一轮普及。

另一方面则在于财险的非车险种理赔更为低频。近年来，寿险业持续丰富健康险种，重疾的覆盖范围亦越来越广，与此同时，重疾发生率的增加使得公众理赔的频次亦得以提升，每一次理赔都可以成为一次保险的普及过程；但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的财险险种，比如家财险，出险概率着实很低，且作为一年期产品，突发事件可以促使消费者完成一次投保，但一旦事件影响消失，再次投保的概率则明显下降。

从这个视角看，财险的发展更需要政策的支持，对此方案则给出了明确的路径，但需要关注的是，在政策支持过程中，应充分关注不同类型企业，引导企业走好差异化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