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搜之后，媒体的关注度亦随之走高，既有对消费者的善意提醒，亦有对监管行为的质疑，更有对保险公司的谴责。整体而言，更多的焦点在于代缴保费问题上。

现象只是表象，本质才是根本。除消费者和代理人之间密切的关系外，就该现象至少有五个问题值得关注。

很多观点认为这是“好友间的信任”。表述本身没有问题，但其忽略了保险的本质，我们都知道，保险本就是建立在最大诚信原则基础上的，个险渠道每一件保单的销售都是基于消费者对代理人的信任。

违反了诚信原则的销售从本质上看就是销售误导，现实中，往往认为销售误导行为仅存在于售前，但鉴于寿险保单的长久期特性，续期、服务等销售行为实际上是贯穿于保险全生命周期的，周渝民案中代理人对续期跟进行为本质上亦属于销售行为的继续，即该行为首先可定义为销售误导。

至于销售误导的监管及实践，在中国当下的保险市场环境下，实属大课题，在此不再过多阐述。

如前所述，如销售误导的结论是成立的，则根据《保险法》《保险代理人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个人保险代理人在开展保险代理活动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其所属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即对于保险代理人，保险机构应承担主体责任。换言之，保险公司是要对代理人的行为负责任，而未切实履行该等责任，保险公司需承担的更多是在监管维度的处罚，至于保险公司是否需为此承担民商事层面的合同义务则需个案分析。

对于媒体关注的保险公司未及时催缴保费问题，就我国保险法而言，虽并未限制催收行为，但亦未有鼓励倾向，比如，对于分期缴费的人寿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可以催告，但不得采取诉讼方式。

换言之，除非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了保险公司的通告义务，否则保险公司无须为其为缴纳后续保费承担责任。就目前实践看，保险公司的催告更多是基于对“孤儿单”的善意提醒。

从公开报道看，台湾地区检方以“诈欺罪”起诉该代理人，根据台湾地区一罪一罚的原则，其最高可获刑5年。

由于我国刑法持续细化，已具体至各领域，就保险而言，主要罪名是保险诈骗罪，但由于其限定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以使自己或者第三者获取保险金为目的，采取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即代理人行为本身并不构成保险诈骗罪。

“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则可能是代理实施欺骗行为后的刑罚，根据定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造成巨大损失的行为为其构罪要件，最高可处以5年以上刑期。

即假定该行为发生在大陆，其可能付出更高的代价。

因代理人本人的违法行为造成的保单问题，本身并不复杂。首先要看刑事判决认定，其次看司法机关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认定结果。这一过程原则上不会涉及保险公司。

有周渝民夫妇类似经历的消费者如想追究保险公司责任，首先要尊重保险合同约定，这是一切赔偿的基础，其次可结合具体事实认定保险代理人的行为是否可构成表见代理，当然这需以司法机关的刑事判决为基础。

换言之，如合同无特殊约定，保险公司除退还现金价值或允许其复效外，原则上不会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涉刑无小事。对个人对公司无不如此。

对个人的影响不必多言，就公司而言，涉刑案件管理，已然成为监管重点关注领域。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的《银行保险机构涉刑案件管理办法（试行）》对诸如保险代理人实施不法行为，侵害客户合法权益等业内外案件均予以明确，并对保险公司提出了更高的防范和处置要求。

日前，银保监会已在小范围内对《银行保险机构涉刑案件防控工作办法（试行）》征求意见，在《银行保险机构涉刑案件管理办法（试行）》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保险公司董高监等各自职责，案件风险重点领域中亦重点提及防范保险诈骗。

“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避免这种情况，不直接向营销人员交费，要求直接向公司账户转账或者到公司营业场所现场交费；交费后过一段时间及时上公司官网查询保单状态和交费情况。”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就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评论。

的确，一如刑法的存在意义，再严酷的刑法都无法杜绝犯罪行为，再严密的监管制度也无法杜绝所有的违法违规行为。

做好公众教育是核心。当下，公众的保险意识全面提升，以保险为核心的投顾业务日渐成为主流，面对愈发复杂的金融保险组合产品，需要的是消费者的较真意识，尤其是严格按规则办事的意识。

回看此案，代理人以“避税”、“规避洗钱风险”等由头成功地实施了犯罪行为，反向印证了周渝民夫妇自身是期望利用规则漏洞获利的。

所有的欺骗行为都是基于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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