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才能孕育曙光。

今年开年以来，保险业的发展亦未能独善其身，系列数据都印证着行业正行进至艰难时刻。

即便不讨论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更为明显的财险，寿险业的困境亦显而易见。比如，从实践来看，寿险业务新的增长极来源之一在于保险金信托，即通过“保险+信托”的模式更新原有的保单架构模式，打开高净值人群加速投保的通道。

这一近两年来的创新业务模式也的确有力地支撑着寿险业的大单数据和整体保费数据。

进一步看，这种现象本身也印证着目前各界对整体发展趋势的判断——强者恒强，即高净值人群依然是财富的主要掌控者，大量的中产以及低收入人群将越来越难以成为保险客户，或者说越来越难以成为保费的有力支撑者。

值得关注的是，当我们把“以保险金请求权作为信托资产注入保险金信托业务框架，进而实质降低信托门槛”这一保险金信托业务本身的风险以及合规性问题暂时搁置，仅还原业务本身时，会发现，这一创新性财富管理工具中，主导者既非保险公司亦不是信托公司，而是银行。

从实践中看，近两年来，保险金信托业务发展较快的公司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集团业务中包括银行板块甚至信托板块的公司，其主要模式是银保个联动+信托推动，典型的如年缴3万元保费（不限渠道，银保或个险均可）即可设立信托资产，并通过信托特有的资产管理和处置模式快速吸引大量新晋中产客户。

但对于多数非集团经营的公司而言，这种操作仍有难度。毕竟，仅就信托业而言，将信托门槛降到“地板价”的主流信托公司仍是少数，老牌以及头部信托公司对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担忧仍高于短期收益预估，如放开门槛，更多的是为服务银行业务需求。

第二类公司或是银行系公司或是以银保业务为主的公司，对于此类公司而言，客户本不属于保险公司，对接信托时亦无选择权，起主导作用的仅有银行一家，即银行在前端获取客户，客户投保时同时推荐保险金信托业务，可有效拉升单笔业务的缴费额度，保险金信托业务设立时所选取的信托公司亦由银行选定，对于信托公司而言，即可快速提升业务规模，亦可有机会获取更多高净值客户以期待客户注入更多的优质资产，但对于银行而言，保险和信托公司更像是“工具人”，保险和信托只是其财富管理服务中的一个小环节。

最典型的是，在保险金信托业务实践中，会出现“银行+信托+保险”这类三方协议，目的则主要用于约束各方服从服务于银行业务需求，典型如“信托资产由银行负责管理”。

归根结底，前述种种，只是银行渠道实质控制保险业务本身这一逻辑的基础展示。

毕竟，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在个险式微、中介艰难转型的当下，银保渠道的价值再一次被寄予厚望，但一如『保契』此前多次论证的观点，涉嫌刑事犯罪的银行小账以及“保单变存单”的销售误导行为等等，其根源之一就在于银行和保险监管的割裂。

但这一情形正在改变。

据不完全梳理，2022年4月份，银保监局本级的罚单中就有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宁波银行等三家银行因不规范的保险兼业代理行为受到监管处罚，今年之前，银行众多罚单中因保险业务被罚的除行业内外印象深刻的“大案要案”外，几乎难觅踪迹。

先简单回顾下4月份这三张银行罚单：

4月11日，宁波银行因代理保险销售不规范，被罚款人民币30万元，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4月21日和4月22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分别因保险代理业务管理不规范和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被处以罚款260万元（合并处罚）和11万元，前者的处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而后者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作为拥有市场主导权的银行开始高频被罚所折射出的自然是监管思维的转变，处罚金额不高但意义非凡。保险作为银保渠道的传统弱势方，不管是其主动或被动“送钱”给银行，抑或是银行有意或无意的销售误导，自银保渠道引入中国，对保险业的单边监管则是常态，其效果自然不能尽如人意。

一如我国刑法对于贪污贿赂及行贿类型罪中所倡导的法治思维逻辑——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对于收受方的定罪量刑显然更为严苛，而从党委视角看，我国主张的则是“不敢贪”“不能贪”的政治氛围。

这都是最顶级的智慧。只是在银保分业监管时代，掣肘因素较多，迟迟未见动作，而刚刚过去的这个四月中监管开出的三份银行罚单则成为银保渠道正向健康发展的一抹曙光。

扩大来看，这一抹曙光一定是星星之火，因为就在这个4月，新华社报道称，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员工收受光大永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手续费”（银保小账）而获刑，这原本隐藏于黑夜中的交易一旦被曙光照耀，跟进者一定不在少数。

从法律到监管，银保渠道可以真正走在阳光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