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嬗变前夜。
这一年的1月，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两大国有旗舰公司先后宣布，经过一年多的积极探索，这两家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工作将于年内启动。
整体而言，快速增长的国内保险行业，面临着资本金短缺、偿付能力不足、不良资产难以消化、历史包袱沉重等困难。
非改革无以自新。
就国内金融体系改革的先后顺序而言，保险先于银行。一则是为银行探路，因为后者才是中国金融的核心和本体，其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二则国内保险市场的开放也先于银行业，保险先改革是现实的决策。
路在何方？
国有企业“一股就灵”的老路显然不能重复；沉积多年，痼疾难除的体制和机制如何翻新，挑战重重，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当时的决策者。
2001年之前，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的改革模式尚处于争论阶段。而财政部等有关部委曾对3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再保险——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方案争执不下。
三种方案，即分别成立保险控股公司模式、国家保险控股公司模式和分拆重组模式，尤其以方案一与方案三之间的争论为激烈。前者是将
3家原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分别改为控股公司，非经营性资产留在控股公司，经营性资产注入股份有限公司，吸引民营资本和外资参股，改制成为3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者主张将人保、中国人寿按区域进行分拆重组，分别吸引民营资本和外资参股，组成若干个完全独立的股份制保险公司。
2001年4月16日、19日、24日三天，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再保险相继将股份制改革方案锁定在第一种模式。重组、改制（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后来都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标准三部曲。
不过，因为改制和上市，外资巨鳄可以轻易挺进中国金融的垄断部分，最终都赚得盆满钵满，从而在国内引爆关于“国有资产贱卖”的巨大争论。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改制前的中国人寿曾计划先行引入外资投资者再上市，并与花旗集团、雷曼兄弟等多家外资金融机构就出售股权事宜有过接触。
事后回顾，2002年启动的国有保险改革，恰逢其时。行业内部，2002年和2003年，中国保险行业分别增长44.7％和27.1％，分外吸引眼球；行业外部，国际资本依然对于中国保险充满想象，同时海外资本市场处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互联网泡沫之后的上升期；同业之间，如果保险公司的改制上市落在银行、证券业的后面，在国际资本市场就难有重要影响。
幸运的是，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先后于2004年底，保险业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之前，实现海外挂牌上市。形式上，国有保险股份制改革圆满落定。
就在国有保险剑指海外之时，一些中小保险公司却在为A股上市折腾不已。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保险公司因为偿付能力不足而希望上市，但是因为偿付能力不足去上市，其实不符合上市的本义。彼时，新华、泰康、太平洋、天安、华泰、大众和平安集团等七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皆曰完成了上市辅导，距离上市只差一步。不过，对于多数公司而言，这微小的一步，却成为永远的距离。仿佛行星一样，距离太阳最近之后，滑过便是渐行渐远，要等待下一个周期，有的甚至成为再也不能回归的彗星。
这一年，平安将汇丰请进了家门，华泰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与美国 ACE集团联姻。全国性股份制保险公司除太平洋之外，已均有外资参股。
拜旗舰、外援、劲旅，三大势力的全力打拼，2002年前三季度，中国保费收入达到2000亿元，继续保持着30%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寿险的增长似乎看不到尽头。
不过，这一年亦有“不和谐的音符”。
3、4月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向媒体公开质疑航空人身意外保险（下称“航意险”）存在700％暴利。
茅于轼先生先算了一笔账：现在我国每年乘飞机的旅客数大约有8000万人，假定每人都买保险，每张保单20元，8000万人的销售收入就有16亿元。而这两年民航的安全记录非常好，假定一年下来有100人死亡，每人赔20万，100人共赔2000万，即使再加上其他零星的索赔2000万，加起来一共4000万，再把销售成本算上，假定每张保单是2元，成本就是1.6亿，总成本加起来一共是2亿。16亿元的销售收入，2亿元的成本，14亿元的利润，也就是说，我国目前航空意外险的利润能达到700％左右。
面对质疑，保监会的人士给出另外一个账单。航意险算上保单费、公司管理费、代理人手续费和机场摊位费能占到收入的30％，再加上
20％的法定再保险，6.5％的营业税，1％的保障基金，5％的巨灾再保险及溢额再保险和30％的各种准备金，利润在10％左右，比其他意外险高，但并非暴利。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算账的方法将在2007年质疑交强险暴利时候再度交锋。
实际上，对于多数的保险公司，由于恶性竞争，航意险最大的意义仅在于在机场设立了一个“活”广告，而非保费收入，因为多数的保费实际上进入了机票的代理商腰包，或者成为机场的场地租金。不过，保险公司内部少数投机者，的确利用第一种算法，通过手工的假保单，自开保险公司，而大发横财。
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超过20年之后，保险依然不能摆脱“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的困境。
或许是因为茅于轼先生名气太大，暴利论之后的航意险不得不变相降价——虽然20元保费不变，但保险金额则由20万元上升为40万元。同时，由于其他替代产品的兴起，航意险日渐式微。
这一年10月，一位“关键先生”——湖北人吴定富回归保监会，担任主席。此前的1998年11月至2000年1月，吴定富曾经担任保监会第一副主席。回归后的吴开启了中国保险行业监管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