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基本医疗保险同步参保、同步缴费”的筹资模式基本将长期护理保险的受益人群限定至缴纳社保的中产人群，而这也正是美日等长期护理保险发达市场在试点之初最核心的政策初衷。

以日本为例，同处亚洲文化圈，中日文化传统中，家人照护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尽管在实际生活中，日本老人的照护工作多由儿媳完成，但随着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迫切地需要寻找到照护老人的新方式。在经历过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等颇受老人家属欢迎的各式新兴市场的探索后，居家养老最终成为最多数老人的选择。

与此同时，近年来日本不婚不育人群逐渐增多，原本以为该人群会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但近20年的实践看，居家养老仍是其主流选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解放老人家属的照顾负担或满足独居老人的养老意愿，成为政策必须解决的问题，政府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经过短暂试点过，迅速成为主流模式。尽管当时日本国民健康保险已经财政破产，但在巨大的民众需求推动下，长期护理保险仍得以快速崛起。

仍以日本为例，其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时，国内经济几乎行至谷底，而其采用强制收取护理保险费的机制却在短短一年内就构建起了一个超四万亿日元的准市场。此后，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至2019年这一护理市场规模已达到11万亿日元。

所谓准市场，通常理解是通过官方定价进行管理的市场，不受自由市场机制的影响，供需的变化不会影响其价格的波动，比如水电燃气等市场。

此次规程明确了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机制与社保联动，以“同步参保、同步缴费”的模式实现了间接“强制”，根据前期深圳的试点经验“每人全年缴费约128元，在岗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缴50%，退休人员、居民及其他人员则个人缴费”。结合我国截至2024年3月末的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10.7亿人这一数据来看，此举或将在我国建立起规模约1500亿元的准市场。

目前我国商业保险介入长期护理保险领域的主要方式有三种，一种是直接提供商业保险产品，一种是提供可衔接商业养老保险的养老机构，三是提供养老照护服务。

一旦建立起政府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缴费和服务机制，原则上，商业保险或将难有太大发展空间，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医保。一旦缴纳了医保，社会公众使用医保就医，便成为毫无压力且必须得到满足的标准化行为，即不管医保覆盖的范围宽窄如何，大多数人仍会选择医保内的医疗服务，而很少使用医保外的药品或服务。这一现象非我国所特有，全球主要经济体公民基本会如是选择，毕竟这既符合人性，亦无损尊严。

但对比日本等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现，自费部分的负担却可能抑制长护险的使用，比如日本长护险的自付比例为10%，且有封顶线，类似于我国目前的医保设计，但因为日本老人更多通过退休金自行负担生活养老费用，如果没有足够的积蓄、没有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补贴，10%的自费负担都无法承受。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是，发展到后期，国家为了长护险基金的可持续性，通常会抬高使用门槛，压降费用，但一旦长期护理保险周边市场发展成熟，人们习惯了使用长期护理服务，则长期护理服务则成为生命末期必不可少的服务。

基于此，如果我们的长期护理险也采用“基金部分支付+自费部分支付”的方式，则商业长护险则可以成为有力补充，进而发展出颇具规模的市场；如果政府选择兜底（全额基金支付）的付费方式，则商业长护险则将失去生存的土壤。

尽管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未来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但养老社区却可能迎来高速发展。

术业有专攻。专业的护理对于需要护理的人而言是最优选项，但对于绝大多数中产以及中产以下家庭而言，与子女同住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子女或家属通常会在心理上抵抗外人进入家中护理老人。所以，在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发展初期，养老机构尤其是有单间的养老机构使用频率更高。直到近年来，独居或者有能力负担老人单独居住的家庭逐渐增多，且长期护理保险的基金支付过程中，通过调高居家护理的报销比重来抑制养老社区单间入住率日渐成为政策的主流走向，才使得养老机构单间的入住率有所降低。但整体上看，使用长期护理保险的人群更多集中在高端养老机构。

换言之，长期护理保险的落地，将在很大程度上催生高端养老社区的需求，即我国保险业如火如荼地加码的高端养老社区，或将在未来20-30年获得新一轮政策红利。但与此同时，仅专业提供居家养老照护等市场或许很难成功。

概而言之，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政策的落地，于商业保险而言，利大于弊，但需要提前思考的是，即便可以吃到政策催生出的养老社区需求的红利，但这一红利可持续多久却难以预估，归根结底，尽快回归并专注保险保障本身才是终极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