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一段光辉岁月。笃行观察，需将中国商业保险的发展，尤其是过去30年的变迁，放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激流之中，既可以还原其商业的本源，亦可以扩大其参考的基准。
相映成趣的是，以人力为王的制造业，打遍天下无敌手；而以数量庞大的保险代理人“人海战术”为核心发展路径，亦同样创造了中国保险规模增长，以及全球市值的奇迹。
改革开放之初，决策者都信奉市场换技术，甚至限定合资公司形式“偷师”。不过，大凡市场换技术，都鲜获成功，典型的如中国的汽车工业。而中国之合资寿险公司似乎重蹈覆辙，或者异变为假合资真外资，或者成为非洋非土的“四不像”，至于2009年，更为退合资，变身中资的“创举”。
作为对照，只有基因改良的国有资本，或者是善于学习的民营资本，才最终演化为先进的商业力量之一。
凡是局限于牌照生意，都缺乏持久的生机与活力。中国30年之改革，从解决吃饭问题开始，重结果，轻过程；重GDP，轻结构；重现在，轻将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式发展观，亦折射于国内商业保险的保费规模“饥渴症”。
倘若穿透市场喧哗的表面，行业肌体的深处沉积着三个方面的矛盾，成为中国商业保险的阿喀琉斯（Achilles）之踵：

 (一)短期的资本与长期的行业
历数行业特性，尤其是寿险行业，并非一个短期能够赚“快”钱（所谓开业即赚钱，多半就是一个会计神话），但同时又对资本消耗巨大的行业。
依次登上舞台的，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行政资本”；1986、1988年，国有企业资本聚合成立股份公司；1992年，友邦打响海外资本第一枪；1996年，保险行业第一次扩容潮，民营资本首次“随风潜入夜”；及至2004年，保险行业最阔绰地发放了一次牌照，异军突起的民营资本上演蛇吞象大戏，批量染指“2004系”新公司。
资本决定一个行业走向，而资本的腾挪与博弈成为这个行业最为魅惑的故事，其操纵者亦成为最为风云的人。
但是，这个最需要耐心的行业却最缺乏有耐心和耐力的资本。
肩负“做大做强”最大使命的国有保险资本，历次都成为执行保险行业政策的急先锋，因缘牌照便利，不管是投资股市，股改上市，还是并购金融牌照，构建金融集团。但是，对于部分资本而言，某些政绩要求甚于行业健康发展。
逐利而生的民营资本，无利不起早，急于提前变现。他们或为利润，或为资本运作现金流，或为炒作牌照而来。
最有商业耐心的，似乎仅剩海外资本，这亦是外资进入市场时大谈之道，“我们长期看好中国市场”。不过，或因被并购（例如安泰、恒康和康联保险），主业更换（例如花旗银行旅行者保险），甚至于经济危机（例如AIG）等，化神奇为腐朽，外资的信誓变身旦旦。

（二）迅速做大的规模与行业形象的整体滑落
过去30年，国内的保险行业创造了增长奇迹。
1979年国内恢复保险业务。1980年只有一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仅4.6亿元。2008年实现原保费收入9784.1亿元（简单统计口径），比上年增长39.1%，是2002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是改革开放之初的2100多倍，超过1980年到1999年20年的总和。2008年，保险公司达到115家，保险公司的总资产超过3万亿元。
2004年4月，保险业总资产突破1万亿元大关。第一个资产过万亿元，从1979年开始，中国保险行业用了25年。但是，从第一个1万亿元，到第二个1万亿元用了3年，而积累第三个1万亿元用了仅仅一年多。放眼全球，中国保费收入已经位居世界第6位，成为最为诱人的新兴保险市场。
于此相对应的却是，保险行业形象的整体滑落。
首先是代理人队伍的向下发展。整体从业素质的下滑，保险公司铺天盖地的人海战术，以及由于生存和业绩压力下销售的夸大或者不当承诺，伤害着行业的口碑。
三次产品危机使得保险产品备受质疑。第一次为2001年平安的投连险危机，第二次为2006年友邦的重疾险危机，第三次为2007年的交强险危机。第一次险情源于产品设计有失公允，误导销售；第二次则是质疑重疾险“保死不保生”，理赔陷阱重重；第三次危机则是对于交强险“暴利”的质疑，“外行看不懂，内行讲不明”的保险，于公众的眼中猫腻多多，迷雾深深。
更大的危机潜伏于失衡的产品结构。整个行业热衷于叫卖保障功能极度退化的“投资型”保险产品，上保费、冲规模，只“做大”不“做强”。产品结构上失衡，行业可持续发展乏力，大起大落的风险加剧。证券市场火爆，投资收益尚可之时，矛盾被掩盖，被隐藏。但是，一旦潮水退却，证券市场牛熊切换，宏观经济进退维谷，所有的暗礁均将暴露于阳光之下。
2008年全球股市的暴跌，中国保险行业多数公司的盈利比2007年大幅度下降，数量不少的保险公司出现了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现象，需要发行次级债或者再次注资。押宝投资型保险，资产配置在二级市场暴露，实际上成为高悬保险行业的“堰塞湖”。上游积累的能量越大，下游越是惊心。

（三）综合金融的梦想与保险分业监管的瓶颈
中国保险行业于综合金融的道路上疾行，综合金融早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的抱负和梦想，而是渐入藕花深处。2009年6月，7000亿平安鲸吞5000亿的深发展，被认为是一石二鸟（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的绝妙好棋。马明哲已经构建了保险体系内，体量最大的保险、银行、资产管理的金融集团。
不仅平安，正在改制、意图整体上市的人保集团，在新一代保险干部吴焰的布局下，已经从原有的保险和资产管理，扩展至信托、基金等非保险金融领域。
除了自身的扩张冲动，2008年的危机还开了一个不良的先例——“大而不死”（too big to fail），而综合金融架构，大行并购之道，似乎也是做“大”的终南捷径之一。
监管的矛，面对分业的盾，酝酿一个超越银行、保险和证券的超级监管似乎势在必行。但是，这远非简单将所有的监管重新收回曾经独此一家的中国人民银行，即便如此，此亦非彼，而更类似螺旋式上升；更不消说，抑或还有其他的超级监管形态。
变革的风起于青萍。
2009年7月28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会后的“吹风会”上称，“未来中国将扩大跨行业监管力度”，而美国金融体系改革方案中“改造”美联储成为“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主张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