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容易被误解，也被多次误解的行业。
 “文化大革命”之时，军代表描述保险是，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
改革开放之初，保险业务员外出销售保险，被误以为卖保险箱。
20世纪80年代，深圳市一名公安局长，面对“新生儿”平安保险之时，觉得非常不可接受，“怎么可能有两家保险公司呢？如果有两家公安局，谁管谁啊？”
世纪之交，2001年资本市场先扬后抑，平安开先河的投连险潮起潮落。从上半年的天之骄子，跌落为下半年的过街老鼠，诱发了中国市场第一次保险产品公共危机。
2002年三四月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向媒体公开质疑航空人身意外保险（简称“航意险”）存在700％暴利。
5年一个轮回。2006年，“保死不保生”的友邦重疾险，成为既投连风波之后，国内保险行业另外一起著名的产品危机。
“暴利论”卷土重来。2007年，作为财险基石之一的交强险被指存有高达400亿元的暴利，而且定价不透明，拥有明显高企的费用和运营成本，质疑之声让整个行业备受煎熬。
虽历尽坎坷，不能忽视的却是，这个行业白云苍狗般的成长和变迁。
2003年，中国人寿首次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290位，此后连续入选，排名逐年上升。2004—2007年，中国人寿在全球500强的排名分别为第241位、212位、217位、192位。
2008年7月9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08年度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人寿以434.40亿美元的业绩排名第159位，比上一年度排名上升了33位。短短6年时间里，中国人寿在全球500强企业的名次上升了131位。
同在2008年，经历失而复得的悲喜剧之后，中国平安以2007年18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2008年度“世界500强”排名第462位。这是平安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并成为入选该榜单的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名。
如何解释中国商业保险的猛然崛起？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既可以将中国商业保险30年的巨变之归因于制度变化，还可以解释为中国13亿人口的刚性需求。
但是，我更愿意穿越制度的框架，关注到这个庞大行业的从业者，以及那些曾经的从业者，记叙他们的挣扎、奋斗，记录这个行业最为鲜活的力量，而非泛黄的陈旧势力。
然而，这样的记叙挑战非常大，其中很多人依然还在，很多公司还在进化的过程中，是非功过难以定论，好的，可能变坏；坏的，也可能再反复，至少存有人性的光辉。加之，视角不同，标准不同，时间不同，阶段不一，其实难有定论。
对于我个人，操作如此浩大的一次梳理，仿佛攀登一座珠峰。我既没有选修文学，或者历史，也非新闻专业出身，文字上难言珠玉之美；保险专业上虽有粗浅的涉猎，难登三宝之堂。
仅值一提的是，我独特的经历以及相对独立的身份。我读书时的专业为保险，毕业留校，在上海财经大学谢志刚教授的引领下，恰逢第一次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征求意见，浅尝辄止般参与了些许研究；后因缘成为一名财经记者，见证中国保险行业从半封闭全面走向开放，乃至挺进全球资本市场之风云巨变。
机缘巧合，我曾经一度深度“窥探”行业，以写稿、赚取稿费为生，但是现在离开媒体行业，并不以保险或者其关联为养家糊口之本，可以相对独立之眼光再度回顾。失去才知珍贵，割舍之间知易行难，于行业幽光者，心有戚戚焉。
然而心境通灵，异然。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