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 在100多张牌照申请中，中国人民银行史无前例地批准成立5家中资保险公司，其中3家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全国性保险公司：华泰财产、泰康人寿和新华人寿；另两家是总部分别设在西安和深圳的区域性保险公司：永安保险和华安保险。中国保险业迎来首轮大扩军。
新公司虽然以国有资本为主，但是民营资本首度挺进保险业，翻开了保险资本暗战中新的一页。民营资本将伴随中国保险行业的成长，上演无数正剧和反剧。而这几家公司，除了泰康人寿表现相对稳健，其余均是命运多舛：或股权纠缠不清，或经营几度浮沉，或高管不得
“善终”。
新华人寿就是其中一个缩影，几乎同时遭遇上述三重困境。
1996年创办时，新华人寿共有15家发起股东，包括东方集团、宝钢等，但事实上的大股东为国有企业的新产业系和民营东方系的几家公司。2006年6月，新华人寿公开的股东信息显示，新华人寿股东分别是苏黎世、隆鑫集团、宝钢集团、亚创、东方集团、北亚、海南格林岛投资公司、神华公司等15家股东。 
这仅仅是表象。
2007年11月的《中国经营报》披露，1996年10月，新华人寿刚成立时，外资苏黎世就同新华人寿创始大股东（即东方集团）秘密签订了《股权买卖与合作合同》。这份合同分为A合同和B合同，此外还签订了《特别合同》、《信托合同》、《质权设定合同》等一系列文件。
报道称，合同签署于1996年的10月30日，苏黎世合同签字人是时任苏黎世资深董事Frank Sriflik和时任苏黎世北亚/太平洋区负责人Rorber
t Sinler。签约后两周，也就是1996年11月12日，苏黎世马上兑现合同承诺，先行支付的1.425亿元人民币立即进入了新华人寿大股东境外账户。
这份秘密的《股权买卖与合作合同》规定：乙方(苏黎世)以每股3.85元的价格收购甲方(大股东)拥有的10%股权，双方商定，购买合同的总价款为 1.925亿元人民币(折合当时汇率计算)，苏黎世先支付1.425亿元人民币，其余5000万元待股权交割后再支付。双方商定，甲方(大股东)要全力保证乙方(苏黎世)在新华人寿的股权利益，包括表决权、收益权和股份处置权。甲方负责推荐董事，并承诺按乙方的意图发表意见。合同其他内容还显示，甲方需为乙方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根据合同规定，在股权转让未实现的情况下，只要乙方提出续签合同，甲方应无条件执行，在相关条款中，根据乙方在附录上的要求，甲方承诺帮助乙方再次收购14.9%的新华人寿股权。
双方1996年10月签订的《特别合同》第七条规定，甲方保证为乙方安排收购新华人寿股份的24.9%，价格定为每股3.85元人民币。
如此一来，1996年11月12日开始，苏黎世以总价 1.925亿元人民币(按照协议其中5000万待股权交割后支付)已实际持有新华人寿10%的股权，并“隐性”获得了表决权、收益权和股份处置权。
与 1999年底，新华人寿首次公开向外资股东出售股份时每股4.25元人民币的价格相比，这份代持合同中苏黎世所代持的价格显然要便宜得多。
公开的资料显示，1999年12月25日，经监管部门批准，新华人寿以每股4.25元人民币的价格，首次向境外机构发行1.992亿新股，占新华人寿总股本的24.9%，并将总股本从6亿元增加到8亿元；其中，苏黎世保险持10%，国际金融公司持 6%，日本明治生命保险公司和荷兰金融发展公司分别持4.5 %和4.4%。
此时，苏黎世让人代持属于无奈之举，因为监管规定“规定单一外资持有金融机构股权不得超越10%”。想进入中国市场，又要规避监管，“股份代持”成为唯一的手法。
但是，当1999年中国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限制之后。苏黎世并没有终止与大股东的上述代持合同，而是与大股东续签了8个展期合同，继续由大股东代持10%股份。
其实，苏黎世有更深的考虑。
2004年，苏黎世收购国际金融公司手中所持有的新华人寿4.5%股份，同时荷兰金融发展公司也将4.4%的股份转给苏黎世；2006年底，苏黎世再次收购国际金融公司所持1.1%股权，国际金融公司则只保留0.4%的股份，经过这轮收购， 苏黎世获得了两家外资股东所持有新华人寿10%股份。
《中国经营报》报道称，到2006年底，苏黎世通过“隐性持股”(10%，后因扩股后稀释至7.5%)、高调参股(10%)和低调回购(10%)三种方式，已累计持有新华人寿股权比例达到27.5%，成为新华人寿真正的外资大“老板”。
除了外资，新华的内资股东也几度变换。矛盾激化之时，股东分裂为两大阵营，互有攻守。新华人寿的股东之争尚未散去，其创业大佬，前任董事长关国亮又因为挪用保费东窗事发，至今深陷囹圄。
不仅资本扑朔迷离，新华人寿还创造了一个中国寿险神话，开业第一年即为股东赚钱，并且一直将这一奇迹保持下去。
而通常按照国际经验，寿险公司一般要5~7年才能够实现赢利。
但是，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7》的数据，1996年新华人寿当年就实现利润425.2万元。数据显示，其营业利润亏损了2317.1万，但是拜投资收益2742.8万元所赐，新华人寿首年就赚钱。
不仅如此，1996年之后，新华人寿年年赢利。
这其中，新华人寿的投资能力尤其突出。1997年至2000年增资扩股之前，该公司投资收益分别为1.99亿元、3.05亿元、1.84亿元和2.38亿元，对应之期末投资余额分别是14.829亿元、15.8亿元、12亿元和20.34亿元。
如果按照这一简单投资收益率，平均近15%的收益，显然极为可观。如果其他同业也能够连续实现这一收益率，所谓危及中国寿险业的“利差损”自然就会烟消云散。不仅没有损失，而且还有“利差益”。
是真实的盈利，还是没有人说破的“皇帝的新衣”？
2006年5月，《21世纪经济报道》两位记者首度对于新华人寿连续赢利奇迹提出了质疑。其文《新华人寿连续六年盈利调查》，阐述了一个精算逻辑，如果寿险准备金计提不足，那么一家保险公司是可能实现账面赢利的。
 “准备金占寿险公司负债的80％甚至更多，提取一个百分点的调整，带来的可能是上亿元财务数据的变动。”
 “由于准备金提取标准的缺位，从理论上，存在调控财务报表的空间。”
不仅寿险，产险公司也难逃魔咒。
1996年8月29日，华泰产险在北京高调亮相，一度相当生猛，曾较长时期排在人保、太保、平安之后，成为全国第四大财产保险公司；这家公司还打响了车险费率市场化的第一枪，但是由于不熟悉车险的市场规律，结果是“吃不了兜着走”。
2002年华泰开始转型，车险由“粗放”收缩为“精选”，保险规模整体下降。华泰转型成为一家健康的小公司，2007年华泰保险在全国42家有业务统计的保险公司中排名13。同时，保险已经不成为主力，而华泰投资开始担当大梁。
偏安深圳，1996年10月创立的华安保险亏损最多。
2005年5月，《中国经济时报》报道，至2002年，华安保险已经形成了1.35亿的不良资产，亏损总额高达1个多亿；注册资本金只有3个亿，不良资产加亏损基本等于注册资本金了；保费收入负增长已经达到了70％；更要命的是现金流已成为负数。
 “没有现金流动的保险企业，说它是濒临死亡一点也不过分。”
2002年下半年，华安保险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控股易手民营资本，由资本市场著名的特华集团实际接盘，揭开了华安蜕变的下半场。
最为不济的是1996年8月开业的永安，开业一年半就被行政接管，成为国内第一家被监管行政强制接管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