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明晰、精准施策。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下称：中央一号文）对于保险的定位愈发清晰。

保口粮：逐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

保饲料（也就是保动物源食品）：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实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

保百姓对高质量食材需求：鼓励发展渔业保险。

从“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都是政策的根本目标。

换言之，我国的三农政策不仅要保证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还要保证这个饭碗可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1 / 政策导向之变

对于中央一号文这样的重磅文件而言，“惜字如金”并不为过。

对比2021、2022年中央一号文，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中对三大主粮作物的表述几无变化，最大的变化，在于饲料和渔业。

2022年一号文中，对于饲料的表述是“稳定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2023年一号文的表述则是“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实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

从“补贴”到“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寥寥数字的变化背后则是我国三农领域应势而变的生动体现。

先看几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人口负增长。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85万人，增长率-0.1%。且不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2.9%的人口增长率，仅看媒体介绍历年中央一号文时惯用的“新世纪以来”为起始节点看，彼时的人口出生率亦可维持在1%左右。

换言之，从与主粮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口趋势看，三大主粮的需求总量将呈下降趋势。

第二组数据——人均口粮消费下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3-2018年期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谷物消费数量从139公斤减少到116公斤，其中口粮（稻麦）消费约110公斤左右。而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主粮消费下降将是长期趋势，比如，2009-2018年期间，日本人均谷物的消费数量从92公斤减少到88公斤。

换言之，在守住耕地底线的背景下，吃饱已不再是关键矛盾，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仅需稳住主粮现有规模。

第三组数组——人均动物源食品消费增加、饲料供给不足。2013-2018年期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动物源食品消费从63公斤增加到72公斤。而这必然意味着对饲料粮的需求不断增加——2022年我国农产品进口总额为2361亿美元，净进口额为1378亿美元，均为世界第一。净进口额中，饲料类产品（大豆、豆粕、玉米）占51%，畜产品占33%，合计占84%。而作为口粮的稻麦产品合计不到4%。

换言之，面对消费结构的改善，畜产品供给已不足，而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饲料供给不足。有学者断言，这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最大挑战。

第四组数据——消费者对食品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年增长率约为7%左右，消费者不仅要求买到更好吃的大米和面食，更有能力要求吃到更好鱼类蛋白。

换言之，我国已从吃得饱到吃得好上升到吃得更好的阶段，优质水果以及以鱼类为代表的优质蛋白日渐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第五组数据——稳定的土地面积。我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占世界18%的人口。土地红线一再被强调的当下，土地面积应可保持基本的稳定。

换言之，在土地面积难有增量的背景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食物的需求就需要供给端的结构性调整。

02 / 农业保险应势之变

2023年中央一号文的核心可归纳为：主粮求稳、饲畜及渔业求增。

在土地面积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下，完成政策目标的核心就在于据此调整生产结构，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则更多地需要市场的力量。

保险作为市场机制之一，其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合适的产品和费率，让农业生产者可以主动地调整生产结构。

比如，三大主粮的农业保险相对成熟，财政补贴比较充分，生产者自然愿意生产，但如前所述，稻谷等需求不会再有较大规模的增长，而土地资源却是有限的，此时，提升渔业保险等财政补贴发展渔业保险，既可为生产者兜底，以保护其生产积极性，亦可解决我国百姓对鱼类优质蛋白食物的需求，真正地保证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而玉米大豆等饲料类农产品等亦是如此，如前所述，动物源食品消费不断增加，但饲料类产品（大豆、豆粕、玉米）却严重依靠进口，而通过“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等保险机制，为生产者的“收入”兜底，正向引导生产者调整产业结构，亦可进一步保证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对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而言，主动调整战略重点亦是此次一号文的题中应有之义。

沿着这一思路再看我国农业保险现状。

2022年，财险业保费增速最快的大险种是农险，增速24.95%，但与此同时，农险的中央财政补贴较2021年同比增加了30.3%。

换言之，农险靠天吃饭，而这个“天”则是财政，即把财政的钱通过保险的方式，进入保险公司，对外呈现为农险保费。

但不得不关注的是，即便不考虑省市县等各级财政的补贴，农险的增速仍低于中央财政补贴的增速，如据此理解为农业保险三级财政补贴中的地方财政补贴没有同步增加，仍可得出商业性农险业务的增速明显低于政策性农险的结论。

直观看来，农险的大增长来自于政策性业务，而不是市场上做来的业务。

更为重要的是，因循守旧已无路可走。

一来，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的农险保费主要集中在三大主粮作物上，在口粮（稻麦）需求不升反降的趋势下，如不能及时在大豆、豆粕、玉米等饲料类产品以及日趋增长的鱼类食源上发力，未来的农险，尤其是单纯依靠农险的公司则可能面临规模下滑甚至出局的窘境。

二来，如果三级财政补贴中的省市财政补贴依然无法同步配置，仅依靠中央财政补贴各级政府招标采购中必须支付的“费用”亦将成为强弩之末，如不能在商业性农业保险领域有所突破，亦将对农险以及农业保险公司造成致命打击。

03 / 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影响几何？

如前所述，渔业与大豆等饲料产品一样，必将是未来农业保险保费的资源宝库。

与之同步的则是，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获批设立。

对此，业内有声音认为，渔业保险的既有保费将彻底失去。

这个声音对亦不对。

我国是世界第一水产养殖大国，从经营模式来看，当前我国水产养殖保险的经营模式有商业保险模式和互助保险模式两类。

商业保险模式依托各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当前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保险业务开办的绝对主力军；互助保险模式依托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和各地渔业互保协会进行，同时福建、浙江等部分省份渔业互保协会与各商业保险公司省级机构也建立共保机制来分散风险。而随着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的成立，其将代替现有渔业互保协会来承接包括水产养殖保险在内的渔业保险业务。

但影响几何还是要看数据。2021年末全国水产养殖保险保费规模超过21亿元，其中，各商业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超过19亿元，增速超30%；渔业互保协会保费收入刚超2亿元。

而从产品端看，与渔业互保协会相对单一的产品不同，各商业保险公司已开发报备水产养殖保险产品数百个，已基本涵盖鱼、虾、蟹、贝类、藻类等淡水和海水养殖品种或用于水产养殖生产繁育的苗种。其中淡水水产养殖保险的业务规模和产品数量要远高于海水养殖保险，在水产养殖保险业务中的保费占比超过80%。整体产品类型看，以补偿水产品死亡的传统损失补偿型产品为主，兼顾气象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收入保险等创新型产品。

一言以蔽之，不管从规模还是产品供给，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短期内都难以影响中国农险市场格局。

保险公司需要做的则是检视自身，提升能力。

众所周知，水产保险不好做。原因则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是，缺乏经营基础支撑。水产养殖保险标的物所处的特殊水环境及人工水产养殖本身的问题，较难测定水产养殖保险面临的各类风险，即不同品种的水产品生产特点及所面临的风险程度差异较大，其费率和条款的制定需依赖丰富的基础数据和资料。但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更多的是空白。

二是专业要求高。水产养殖专业性强，各类水产品及不同养殖模式在生物学特征、饲养管理、风险管控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保险业务的承保验标和查勘定损方法、难度及准确性也不相同。水产养殖保险是农业保险中最为复杂的险种，对保险公司开办水产养殖保险业务的技术要求非常高。

三是较高的道德风险。“獐子岛跑掉的扇贝”早已被社会所熟知，亦侧面反映出行业存在的问题，即水产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养殖位置、养殖数量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加之保险公司的技术防范手段不足，导致水产养殖保险道德风险高，进而导致赔付率高企。

四是巨灾特性明显。水产养殖所在的水域环境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洪水、台风、高温、疫病等单一风险事故损失可能影响的范围很广，损失区域很可能跨区县、地市，甚至跨省，有可能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引起更多的伴生灾害，从而造成大范围、大规模的损失，形成巨灾事件。

五是财政补贴不足。目前，中央和地方暂无充分的财政政策支持水产养殖保险业务发展。

靠“天”吃饭自然很舒服，但在形势已发生巨大转向的背景下，迎难而上，苦练内功，才是保险业践行国家要求、实现自身发展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