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高，才可能制定出战略，才可能一步步地按照你的立意去做。立意低，只能蒙着做，做到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做公司等于撞大运。

——柳传志 



    阳光保险的股东在哪里？


    在这家名为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最初的历史里，有一个特别的镜头是值得记录的，那就是张维功进京。

    这个镜头记录的时间是2004年5月19日，刚刚辞去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的张维功抵达北京机场。消息灵通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对这位曾经在保险业中颇有作为的前官员发问，这次到北京来有什么动向？一向意气风发的张维功非常优雅而得体地回答：“来北京筹办一家保险公司。”

    此时的张维功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人物，因为这位年轻官员“下海”，正是转型时期中国的一个缩影。张维功“下海”的时候，席卷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热潮已经走过了27个年头。在中国，商业正大踏步地前进，在新兴的市场中，越来越多的要素参与到创造中来。人们相信，张维功和他的团队将会推动中国保险业的前行。

    然而，在这个出彩的镜头之后，张维功在8个月的时间里从人们的视野中悄然消失了。

    其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张维功原先的社交圈中，很多保险业内人士和与他有关的人关心着他的行踪，同时也期盼着能与他联系。因为在人们的印象里，张维功进京创办公司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一方面他是一个想干事、也能成事的人，另一方面，他进京创业的条件也已经全部具备。

    而在电话另一端的张维功，虽然很清楚这些情况，但他却强迫自己不去接听这些电话，以免陷入自己原先的交际圈中。作为曾经的政府高官，他很清楚马克思关于“人是所有社会关系总和”的这一说法；可他却决心要从所有过去的关系里消失，至少要坚持到绝地重生的那一刻。

    因为此时，张维功的人生，正在经历巨大的落差。他几乎是要从零开始自己的人生。

    连那个采访张维功的记者都不知道，就在他询问张维功动向之后的几天内，张维功作出了一个关乎他和他的团队前途命运的决定。这个决定把张维功自己打入了命运的最低点，也让他的团队陷入了前途未卜的境地。而这种命运的改变，只是源于张维功的个人理想与现实环境存在着差距。

    我们暂且把这个决定和张维功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入绝境的原因留作悬念。先来看看张维功和他的团队在作出这个决定前后的命运。

    作出这个决定之前的张维功，是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转换身份“下海”后，股东已经给他安排好了汽车、办公场所、资本金，并提供强有力的后盾。

    然而，作出这个决定后，张维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从零开始、几乎身无分文的普通创业者。他既然已从政府辞职，就不可能再回去从政；他虽然有机会可以去一些大型保险企业任职高管，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也不是他的目标和愿望。除了自己的前途外，最让张维功感到困扰的是，他还带领着一个团队。团队中的所有人都已经从原有岗位离职，作为领头人的张维功既然劝说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和稳定的生活，和自己组队创立一家新公司，那么现在就面临一个困局：怎么跟他们交代？

    可能更让他尴尬的是，在这个决定做出以前，他已经被京城的新闻媒体注意。而现在的他却像一个准备起跳的跳高运动员，在万众瞩目中已经完成了热身，走上跑道并且跑了几步准备起跳时，却忽然又退了回去，剩下的是观众睁大眼睛的惊讶和不解。日后刘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突然退出跑道，留给观众的感觉大致也如此。张维功将如何处理这种差之千里的落差？

    后来张维功和他的团队把这个决定轻描淡写地称做“调整股东”，也就是说张维功要放弃原来的所有股东，重新开始寻找新的投资者。我们知道，对于一家尚未出生就遭遇“基因突变”的公司来说，尤其是对于一家想从事保险事业的公司来说，失去了资本的支持重新再站起来，几乎比登天还难。

    从高级官员到普通创业者之间的落差，可以说渗透到张维功当时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创业团队首先从当时住的五星级酒店里搬了出来，先是搬到了档次更低一点的陶然花园酒店，最后又搬到了山东省租房办公兼住宿。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如果张维功及其团队还想筹建一家保险公司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股东。把这个空白填上，这是他们重新站起来的唯一机会。

    资本金在哪里？这是最为考验人智力的问题。在这场被人们称为“智本”和“资本”的博弈过程中，只要完成了资本金的寻找，张维功就算赢了，而如果完不成，他们就将是地道的失业者。

    张维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羡慕每个早晨在他面前匆匆而过的上班人群。“因为他们都有工作，每天都有事情去做，自己对工作从来就有巨大的热情，可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找愿意投资阳光保险的人。”

    但是阳光保险的股东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