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在潍坊市政府驻京办事处的那些日子里，张维功和他的创业伙伴们竟然忙得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他们要把有限的时间和资金尽量都投入到工作联络上。

    在半年多时间里，这个团队要在全国各地接触数百家企业，而且每家企业都要反复沟通，他们不仅要奔波于全国各地，而且还有大量的日常开销费用。团队成员对这段时间记忆最深刻的是发传真，在陶然花园酒店时，通过酒店商务中心发传真，收费是每页两块钱，张维功及其团队制作的招股说明书厚达几十页，给一家企业发一份说明书就得花费上百元。为了节省费用，同时为了避免因向张维功申请费用给他带来新的压力，他的团队成员悄悄买了一台传真机。

    寻找股东的过程历时8个多月，其间，张维功和他的伙伴们尝遍了创业的艰苦，张维功对于创业更是感触颇深。创业团队里的成员，此前有的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有的是企业骨干，现在，他们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尤其是张维功，十几年前就有了自己的专车，而且一直没有间断过，现在，没有了公车、也没有私家车，坐出租车已经是为求效率的“奢侈”之举。张维功印象最深的就是拜访企业时，他常常让出租车距离企业大门老远就停下来自己下车步行，因为他不希望让别人看到自己是乘出租车来谈合作的，从而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不必要的怀疑。张维功此时的生活和他以往的局长生涯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张维功把低矮的茶几当做办公桌兼餐桌，就在上面起草文件和就餐，他说：“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

    他如此处理这种差之千里的落差，坦然的心态成为其他伙伴的“下海模范生”。

    事情远比他们想象的困难得多。

    5年后，张维功回忆起来还说，自己在决定调整股东的过程中想到了很多困难，但是真正做的时候，困难却远远超乎想象，“在初始无望的几个月，我理解了有的人为什么会自杀，因为当他背不起一份责任时，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

    张维功当然不会选择自杀，因为他心中的梦想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这个有着20多年行业经验的资深保险人深知国内现有保险公司的市场表现与保险业应有的作为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他认为，正是由于整个社会保障的不足，才使中国人生活得没有尊严。比如说，中国人的养老问题，有的老年人即使花钱养老，但仍得不到尊重。中国老年人应该生活在一个互相照顾和抚养的社会，承担着社会功能的保险公司应该参与其中，成为社会的组织者，通过有效的组织，保险公司可以做到商业上的赢利和老人的尊严并存。在他看来，良性运作的商业保险机构因为经营风险而谨慎运作，因为高尚而得到所需要的资源和支持，因为精巧的设计而获得商业上的赢利。因此一个具备品质和实力的保险公司不但可以长久运作，而且可以志存高远，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

这种种的奇思妙想，决定着他们想要在2004年保险业竞争初开时进入这个产业，张维功自思要做到第一，因为他已经习惯做到第一了。

    团队的成员虽然还不知道这家连资本金都还没有的公司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他们清楚，他们必须往某一个方向去，他们信任张维功，相信他走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他们在未来会走向光明。所以当张维功告诉他们调整股东的决定和可能面临的困难后，整个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在漫长的寻找股东、完全失去了财务支持、对公司未来也完全无法预知的困难时期，没有一个人放弃。

    这就是现在名为“阳光保险”的商业组织最初开始成形的内因。

    当然，他们处在一个正在明朗化的环境之中。2004年、2005年的中国，商业化已经渐渐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度开始变得自由起来，尽管更多人是世俗和现实的，是精于计算的，但是对于梦想、商业构思、风险投资这样的字眼，人们还是开始宽容起来了。有越来越多的案例说明，疯狂的创业者们常常可以创造奇迹。人们开始钦佩创业者的努力，感动他们的创造，进而支持某些看起来可行的计划。—央企成为阳光保险的商业梦想最终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