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幸咖啡到康美药业，每逢大规模财务造假引发巨额索赔，董责险就被舆论打捞起来，普及一圈。

因为，董责险是个典型的“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舶来品。在美国投保比例恨不得百分之百，在中国这个比例却只在个位数。

原因并不复杂。追责完善，处罚严厉，董责险就是刚需；群诉无力，只如“罚酒三杯”，董责险就是鸡肋。

董责险虽小，但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不小。

乍暖还寒

11月17日，康美药业被一审判决赔偿投资者24.6亿元，原董事长获刑，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会计师被连带追责，其中包括4名大学教授在内的5名独董合计被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69亿元。

长期以来，被视为“花瓶”的独董，迅速变成风险远大于收益的职位。随即，独董掀起离职潮，一周时间，2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独董离职公告。

面临巨额赔偿的独董冤不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业界确有争议。但这个判决，确实改变了整个行业的市场生态和规则预期，2020年出台的新《证券法》借着康美药业判决的落地，宣告资本市场极高犯错成本时代的到来，高管、独董和中介结构，都要戴上紧箍。

风险陡增，转移风险的需求就会陡强，董责险被推到聚光灯下。

所谓董责险，全称是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保障上述人员在履行其职务过程中“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

言下之意，董责险不是犯法的免罪符，不会无底线买单。董责险赔偿的是“过失”和“错误”，而不是“恶意”和“违法”。康美药业原董事长买了董责险也没用，但不知情的高管独董，没有配合的中介机构，如果法律没有点名定性，就有适用的可能。

不过，董责险在中国一直不温不火。据平安产险的总结，有以下五方面原因，包括董监高忽略了过错推定责任，以为权责范围内尽了合理义务即可；认为财务造假不赔，就没有必要购买；认为独董责任极少，不需要买保险；因成本问题，董事会或管理层没有通过；存侥幸心理，有人会买单。

他山之石

在康美药业之前，舆论先后因两个公司的涉诉而聚焦董责险。它们都是赴美上市的企业，按照美国证券市场的惯例投保了董责险。

一个是瑞幸，财务造假丑闻曝光之后，被媒体报道，投保了2500万美元的董责险，由8家险企共保，分层赔付。

瑞幸是否获得理赔，尚无公开信息。因为每家公司的董责险都是定制条款。但瑞幸的情况过于特殊，因为他们是核心高管主导下的公司行为，大规模财务造假，属于董责险的免责范围。

另一个是阿里。

更早前，据媒体报道，因为阿里在上市前没有披露一则重大事项，引发了美股投资者的集体诉讼。最终，这事以和解结束。因为阿里投保了董责险，因此，巨额和解费及在此期间的诉讼费，都有保险公司买单。

这两个案例，直观地让国人对董责险有了一个粗浅启蒙，其中瑞幸是负面典型，身陷财务造假，有董责险也没用。董事长、CEO、CFO和COO这四大核心职位，全都免谈。阿里则是“正面典型”，对标“不当行为”的写照，不涉及到违法，属于履职行为中的“过错”和“失误”，因此董责险得以发挥作用，止损或免单。

赴美上市的中概股，面对的是欧美繁复的法律体系，是严密的追责、群诉和投资者保护机制，处处“要交学费”，能够转移风险的董责险等各种风险对冲机制，就尤为重要。

法治经济

董责险爆发与否，依赖于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的重塑。

往小了说，是公司治理，解决内部的监督和激励，解决独董的工具人困境，解决内部人控制的权责制衡。公司治理规范，各司其职，行权和保护才能共存，两者缺一不可，不行权就谈不上保护，也就谈不上从公司层面开发董责险来规避风险。

往大了说，建制度、零容忍、不干预。这9个字可谓是抓到了监管的核心。比如这次引发热议的独董制度，20多年来不能说是形同虚设，但花瓶角色是人所共知的。康美这么吃相难看的财务造假，都有人为独董喊冤，就是因为人在为制度买单。比如这次开创性的中国特色的群诉制度，形成天价索赔。毋需讳言，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了这么多年，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保护公司利益之间，我们的天平偏向后者更多。这其实导致了外部监督的失衡，公司及高管的犯错成本很低，风险转移反而是画蛇添足了。

法律和制度引导预期。新《证券法》一出，董责险的需求就上涨了一波。康美药业判决一出，董责险的需求估计也会上涨一波。但是否井喷，还不敢下结论。这个险种，制度推动型的因素很大。

一言以蔽之，越是成熟的法治经济，越是需要成熟的董责险。因为分权和制衡、风险共担和转移，都是法治经济的题中之义。董责险不过是改革、治理和转型浪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随着时代旋转、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