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作为行业发展的准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保险法修订议题再次成为焦点。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钟铮、宋曙光等多位委员围绕法律滞后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空白等核心问题提出系统性修法建议。

尽管法律具有天然的滞后性，但毫无疑问，修法工作迫在眉睫。现行《保险法》自1995年颁布以来，虽历经四次修订，但整体框架仍停留在2015年水平，与数字经济、新业态风险、消费者维权意识提升等时代命题严重脱节。例如，互联网保险、惠民保等新业态的兴起，使得传统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规范、信息披露要求等愈发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当然，结合行业实践与最新监管动态，修法工作需超越个体提案议案，直面数字经济、跨境保险等新业态挑战，全面审视消费者诉求并维护行业稳健发展，综合多重因素，共同构建起适应时代发展的法治框架。

01.

保险法修订仍需时间

从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看，保险法需修订之处颇多，但主要聚焦于以下几点：

一是司法冲突频发。比如，保险法中关于格式条款提示义务、2年的诉讼时效制度等规定与《民法典》中对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诉讼时效制度等均存在直接冲突，进而导致“类案不同判”现象。

就细节来看，在格式条款规制方面，《民法典》要求“合理方式提示”，而保险法未明确具体标准，导致保险公司与消费者对“提示”理解分歧。在诉讼时效方面，保险法规定仍为2年，民法典已修订为3年，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规则下，诉讼时效的冲突，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消费者的维权时效。

二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不足。在代表委员看来，退保难、现金价值计算不透明等问题长期存在，部分保险公司利用法律模糊地带设置“隐性条款”，削弱公众信任。应在保险法总则中补充“自愿”“公平”原则，平衡保险公司与消费者权益。并据此提出系列建议，比如，优化“犹豫期”设置、完善退保规则、明确现金价值计算标准、禁止“自动续保”“默认勾选”等变相延长合同期限的行为，参考欧盟《保险销售指令》的“适当性评估”原则。

前述问题，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或多或少地都已存在多年。任何法律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面前都会出现价值判断的偏差，从法律视角，相关机关通常会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持续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予以修正，尽可能的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进而统一审裁尺度。

当然，不管是司法解释还是典型案例，都无法从根源上解决法律的滞后性问题，也正是基于此，近年来修法呼声日益高涨。但从实际情况看，《保险法》修订仍面临多重挑战。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23年立法规划，修订工作尚未进入审议阶段，而根据常规修法路径，修订版的《保险法》正式出台或仍需3-5年时间。当然，这种滞后性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亦有声音认为，法律的严重滞后性可能使行业错失改革机遇。

02.

公正司法比修法更为迫切

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首先体现在其严肃的制定/修订程序，一味求快往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目前实践看，与修法相比，更为紧迫的或许在于如何确保保险类纠纷的司法公正性。

实践中，保险合同纠纷类案件中，保险公司败诉几乎是常态。这当然有保险合同制定、销售、理赔等全链条的问题，但某种程度上司法的“偏见”亦不容忽视。

比如，在重疾险相关案例中，保险合同明确释明承保的各类重大疾病的名称和标准，且经投保人核实确认，有双录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但在司法实践中，保险公司败诉率仍居高不下，“偏向弱者而忽视法律”的倾向仍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典型的被保险人罹患疾病非重疾险合同中约定疾病，或罹患疾病虽为合同中约定疾病，但未达到疾病释义标准，但原告以所罹患疾病已严重影响其生活为由主张保险理赔，法院亦以“重大疾病内涵、外延无法确定”“符合一般人理解的重大疾病”等论述判决保险公司败诉并承担给付责任。

就此类判决而言，个案中投保人/受益人的非权益获得支持，保险公司支付或多或少的保险金，但大处看，影响却极其深远。一来，所有保险消费者都可效仿，只有患病便可以此主张理赔，使得诉讼量快速增长；二来，彻底打破了保险精算基础，使得保险业所依赖的精算数据不再具有可参考性。对此，只能不断提升费率或限制某些区域重疾险的销售。

对此，部分高院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比如河南高院在《保险纠纷案件审理中若干问题的裁判思路》一文中明确：

保险市场上的各类重疾险产品所保障的重大疾病范围差异较大，保险消费者在综合考量保费水平、保障范围等基础上选定不同的重疾险产品，应受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保障范围约束，重疾险合同中对于所保障重大疾病种类的列明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而非免责条款。审理涉重疾险案件，应考虑到保险市场重疾险产品差异化突出的实际情况，合理识别认定免责条款，既不允许保险人利用信息优势任意解释缩小承保范围，也不应以“重大疾病内涵、外延无法确定”、“一般人理解的重大疾病”等含糊不清的裁判理由完全否定保险条款效力，一概认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疾病均需承担保险责任。

再比如，免责条款问题，保险公司败诉的另一多发原因是未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但从实践看，免责条款滥用问题非常常见。比如，在保险组合计划类产品纠纷中，投保人会分别缴纳保险组合计划项下保险产品对应的保费，并据此享有保险权益，即A产品保费1万元，对应保险金额10万元，B产品保费4万元，对应保险金额40万元，但投保人/受益人在主张理赔时却会要求以5万元为基数主张该基数对应的更高的保险金，法院则以免责条款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为由判决保险公司败诉。

此类案件的伤害亦不能说不大，当交费金额都成为免责条款后，保险合同中的每一个字都需重点提示，如此一来，真正的免责条款必然被淹没，免责条款的重点提示意义彻底丧失。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消费者的权益当然需要保护，但公平公正的司法更需维护，一味地保护弱者，最终只能让强者泯灭。

如上，保险法的修订，本质上是保险业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法治宣誓。它不仅需要回应格式条款、诉讼时效等技术性争议，更需直面消费者信任危机、监管空白等深层次矛盾。通过系统性修法，将民法典精神、监管创新理念、消费者权益保护共识融入法律条文，当然可以为保险业注入持久生命力，但确保行业的行稳致远、全面提升消费者尊重合同、尊重法治的理念，公正司法显然比修法更具价值。

换言之，保险法的修订不是简单的条文调整，而是对保险业发展逻辑的重新校准。当法律真正成为行业创新与消费者权益的守护者，保险才能从“风险规避工具”升华为“社会稳定器”；与之相对的则是，当司法可以真正公平的审视诉辩双方，绝对尊重合同约定、敬畏法律规范时，法律才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