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央行“三定”方案公布之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监局的“三定”方案也正式揭晓。其中，在这轮机构调整中最受瞩目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交卷”，共设立了27个正司局级内设机构，虽然数量变化不大，但是结构调整的变化显而易见。

总的来说，中国金融“双峰”监管的框架基本定型，央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名”副其“实”，负责金融监管，各司其职，各领其责。自此，“超级央行”的监管框架在过去30年逐渐让位于“双峰”监管，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在原银保监会的基础上横空出世，将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增减之间

今年3月以来，市场对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要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已经耳熟能详，但具体如何监管和如何执行，8个月之后终于等到答案。

根据“三定”方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新设了金融机构准入司、内审司、科技监管司、行政处罚局、资管机构监管司、稽查局、机构恢复处置司、党建工作局等8个机构。

新设机构最能体现监管思路的意图，能够管中窥豹，观察之前缺什么，未来要强化什么。

首先，机构监管仍然保持，大型银行监管司、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司、农村中小银行监管司和人身保险监管司、财产保险监管司，以及非银机构监管司，都对应着各自领域和业态的监管，没有做大幅的调整，最多做一些物理合并。例如，将保险中介纳入财产险监管司范畴。

其次，从功能监管的角度出发，资管机构监管司的设立，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它由原有的四个机构合并升级而来，不再细分什么信托还是保险，只要是资管的逻辑，就都纳入管理，在各个业态之间监管套利的游戏规则被牢牢“锁死”。

再次，金融机构准入司和机构恢复与处置司的新设，把金融监管进一步明细为准入、退出和日常，而后者由前述机构监管的各个司负责。同时，稽查局和稽查总队的设立借鉴了证监会的做法，将监管常态化，形成持续监管的震慑力。而原设机构消保局和打非局，在新的监管要求和期待下，职能势必得到扩充。科技监管司则不言而喻，重要的是“监管”这两个字。

最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在地方层面将大大扩充，原来央行县级机构的人员全部划归金融监管总局。仅就人数而言，金融监管总局是一个“超级部级单位”。毫无疑问，这将大大增强对各种金融机构以及非持牌非法金融活动的监管和清理，将金融监管的触角进一步毛细血管化。

超级监管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不能仅仅视为银保监会的升级版，而是应该被视为一个超级监管部门的诞生，其所担负的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管使命意味着监管强度的进一步升级，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只会进一步加强。

特别是，国际金融环境波诡云谲，国内金融风险也处于一个风险高发的时期，金融监管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之中，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优于金融发展。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更是进一步明确了这样的认识，金融监管不仅要将持牌的金融业务纳入监管，同时也要将非持牌的金融活动纳入监管，而后者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造成了没人监管反而发展的更好的黑色幽默。但这种事情在以后不可能再发生了，强监管的逻辑已经占领了市场心智，“无照驾驶”和“有照违章”都在监管的审视之下，而具体执行这一战略的就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因此，当3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被公之于众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相关职能的重新排列组合，向新的金融监管总局汇聚；而当11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三定”公之于众的时候，我们见证的则是一个超级金融监管部门的化学反应，而硬币的另一面也呼之欲出，那就是在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此消彼长、互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长期博弈中，金融监管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扮演更为重要、更为优先的那个角色。

监管和发展同等重要，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主要矛盾。金融处于资源要津，又处于大国竞争的前哨，更是有着极强的外溢性和外部性，无论是顶层设计层面的党管金融，还是执行层面的金融监管总局，都是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的决策产物，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中国经济，服务实体经济，为中国经济现代化保驾护航，实现金融强国，而不是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