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迎来重塑。在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涉及金融机构改革的多达六项，成为本轮机构改革最受瞩目的领域。

其中，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监管除证券业之外的银行、保险和金控公司。这也意味着，成立五年的银保监会即将完成历史使命。

新的金融监管架构，无疑承载着高层的期待，那就是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而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被列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压实各方责任，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不立危墙之下

中国经济总量在2022年站上120万亿元，与之伴随的是，中国金融市场正变得日益庞大和繁复。

在1992年“南巡讲话”和2001年“入世”两个历史时点之后，国家分别形成的证监会和银监会、保监会，是分业监管主导的时期，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一行三会”。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快速迭代的金融产品之间监管套利越来越严重，影子银行和结构化产品泛滥成为“灰犀牛”，监管有如“牛栏关猫”，力有不逮，风险四溢。

于是，在201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率先合并为银保监会，从机构监管迈向功能监管。过去五年，打破刚兑，破除通道，对资管市场统一标准，极大约束了此前暴露的风险。但银保监会并不能解决风险监管的全部问题，随着外部环境的剧变和经济增长的放缓，金融风险的压力愈大，村镇银行暴露出的新问题，亟需新的金融监管架构，以更有效管控风险。

新世纪以来的20多年，金融监管从分业走向混业，从机构监管走向功能监管，也是经济基础不断决定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国经济在长期增长和周期轮转情况下，没有发生大的金融危机，不是金融监管多么完备，而是政府强力提供的信用保障和风险兜底，以及经济维持增速不坠，使得金融市场得以消化各种或大或小的风险，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监管不足的问题。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内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金融监管自身必须与时俱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此次金融监管横向纵向都进行了改革，总的来说，央行负责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证监局负责微观审慎监管，这种“双峰监管”在隐约成型。

不断长出牙齿

分还是合，抑或松与紧，无所谓好还是不好，都是针对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方法论。金融监管的复杂之处，就在于金融市场是个信用市场，风险无处不在，瞬间发作。这几天，美国硅谷银行的破产就非常突然，破产前一直是优等生，但最后死于最古老的风险——挤兑。

好银行尚且如此，那些层层嵌套、治理糜烂、居心不良的坏机构就更需要关进监管笼子里。而这也是监管不断学习、不断长出牙齿的过程。从安邦系到明天系，让我们看到资产驱动负债模式的崩溃和股权穿透监管的急迫。自此，人们对大股东掏空金融机构和内部人控制的危害更加清楚，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更加笃定，对金融创新中的泥沙俱下更加审慎。

更远的还有P2P，更近的则是村镇银行，其风险爆发，都是包括监管在内所有人不曾预料到的。我们只能说，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是个修罗场，人性主导着交易。P2P的初衷是普惠，村镇银行的初衷则是下沉，都是为了增加金融供给，但最后的走向，确实并非政策初定者所能预判的。也正是因为前瞻监管知易行难，也凸显了一旦监管预判得当，是多么的可贵。比如对互联网存款的叫停，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村镇银行风险的全国化。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这几年一直处于强监管之下，“保险姓保”和“持牌经营”，日渐占领市场心智。此次金融监管体系重塑之后，无论是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如何调整，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如何分工，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金融风险管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